1979年一年，安徽省的包产包干到户试验引起了全国的关注。1980年1月9日，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在办公室里接见了正在合肥编写全国农业经济教材的教师代表杨勋，听取理论界对农村改革的见解。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刘家瑞陪同接见。万里、杨勋在关于包产包干到户等问题的对话中，都认为，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包产包干到户是惟一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可行办法，不能把这个办法说成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他们指出，农民越听党的话，越应当保护农民。他们指出，农民越听党的话，越应当保护农民。万里说：“反正吃饱饭比饿肚子更社会主义，穿上衣服比光着屁股更社会主义。”万里预言：“凤阳搞包干到户，将来要传遍到全中国。”

   下面就是万里与杨勋的对话。

   杨勋：万里同志您好！我叫杨勋。

   万里：听说你们十几所综合大学的经济系教师来安徽编写农村经济教科书，这很好。

   杨：我们是教农业经济管理学的。去年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经济学年会时商定：要编写一本我们国家自己的农业经济材。过去我们熟悉苏联的集体农庄胜过自己的农业社，现在决心要编写自己的农书。我们在北京听说万里同志正在安徽试验包产到户，去年全国为此争论很激烈。我是拥护包产到户政策的，很想利用这次讨论编写大纲的机会来安徽农村看看，感受一些实际情况，以便明确编书的指导思想，统一大家的认识，使我们的书出版时能同中央精神和农村实际生活保持一致。

   万：这很好。我也是教员出身，学师范的。你是哪个大学的？

   杨：我是北大经济系的，1956年人民大学毕业，是新中国第一批农业经济大学生。

   万：人民大学是学苏联的。

   杨：是的，我们有不少苏联教师。我们学农业经济的，对苏共农业文件和苏联的集体农庄很熟悉。农业生产责任 制就是苏联集体农庄管理固定生产队的办法。

   万：你1956年就在北大教书，是老北大了。北大现在怎么样？1966年闹“文革”时，聂元梓可把北大整惨啦！

   杨：聂元梓的罪行，1978年就被清查批判了。她有人命案，被判了17年徒刑。当年的受害者都平反了。我1978年就得了三个平反决定。

   万：那你是翻身户了。

杨：是啊。1966年我因反对聂元梓并建议毛主席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革”，被聂元梓红卫兵扭送监狱。1979年回校后又是恢复党籍，又是补发工资，还带领全系党员重新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真是翻了身。好在，我已有1960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历，所以对翻来覆去折腾也不以为然了。

   万：你还当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简单。

   杨：1959年反右倾时，按规定，重点批判对象必须是17级以上干部，我当时只是18级，本来是不够格的。只是因为1959年春天我带着学生下乡参加整社时给毛主席写过一封反映人民公社无人负责、管理混乱情况的信，秋后被中央办公厅表扬过，后来反右倾时，在北大找不到反对三面红旗典型，就派人到北京市委查了我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给我升了一级，把我补为重点批判对象了。

   万：这样说来，你是老右了。

   杨：1957年，我开始还是积极参加反右派的，后来因为我不同意给右派定罪，就变成了同情右派者，落到右的一类去了。

   万：右倾也是右派，党风的右派。

   杨：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叫左右，我那时的罪名是“党内小姐”。我是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又是学的农业经济专业，只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后来，那些奉命来批判我的人硬说我反对三面红旗，最后上纲到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我想不通，不认错，跟人家顶，态度不好，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并撤销党内职务（我当时是教员党支部书记）。

   万：后来给你改正了吧？

   杨：改了。1961年公布《农村60条》（草案）后，就给我甄别了。经过那一年多的思考，我也彻底想通了：反正不是我错就是别人错，最后谁都得按毛主席指示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万：你在“文革”时期怎么样？又挨整了吗？

   杨：那是。那年头凡是想事的正派人没有一个能幸免，我也逃不了。我先是不承认聂元梓是革命派，认为毛主席支持她，是受了蒙骗。后来，我对康生说的“聂元梓是王八蛋也得支持”的话很反感。认为康生、江青损害了毛主席，于是，和我弟弟杨炳章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江青的问题。1966年12月，俩人都被关进了北京第一监狱。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康生、江青几次当众宣布：“杨勋、杨炳章是特务。”不准我回校，并借此挑动两派斗争。我认为，这比1960年定我“右机”还荒唐。我们是抗日烈士遗孤，没有任何复杂的社会关系，怎么会是特务？那几年，被批被斗并不可怕，就是被打、坐牢、挨饿，太难受、太痛苦了。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长期被关在自己的监牢里？

   万：聂元梓这号人，太坏了。

   杨：她几乎把所有的领导人都拉到北大批斗过，斗您也够惨了。还有万云同志（万里的妹妹――笔者注），她根本想不到北大学生会那样残酷地揪斗她。1966年春，在北京通县“四清”时，我跟她同住过几个月，很了解她。

   万：北大现在怎么样？有什么变化？

   杨：北大的教师很要强，能吃苦。现在恢复了高考，师生关系不像以前学生“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笔者注）时那样紧张了。北大新建起了大图书馆，很气派。

   万：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我建的。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时决定建的。

   杨：我们还以为是工宣队、军宣队建的呢！

   万：西语系石××怎么样？谢××如何？张××还在吗？

   杨：您对北大的人和事真熟悉，还记得这么清楚。您不能老在外地，什么时候回北京？

   万：我要等安徽粮食问题解决了，取消了粮票再回去。

   杨：那不可能，统购统销政策是全国性的，安徽不可能一省单独取消粮票制。

   万：你们关心包产到户，去肥西山南看过吗？

   杨：看过了。我们早就听说过1960年安徽实行责任田的办法。责任田就是指田间管理责任到户，就是包产到户。这种办法，1956年合作化后期就在浙江永嘉县大规模出现过，1957年反右派时被打下去了。其实，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这是惟一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可行办法。不能说这办法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万：农业问题很不简单，但管理办法不能复杂，一定要简便易行，否则农民很难接受。

   杨：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我们反复搞了评工记分、定额管理、三包一奖四固定等等管理办法，太繁琐了，连我们学管理的大学教员都讲不清楚，农民怎么能接受得了，最后，只能是“大概工”、平均主义。

   万：大寨的政治工分就是“大概工”。

   杨：安徽地方虽然穷，但农村干部和农民很会管理，从责任田到包产到户，办法定得很细致，有整套经验。

   万：人家说安徽人只喜欢外出逃荒要饭，我就不信。他桌上摆着鱼肉不吃，非得去要饭不可？

   杨：安徽现在很有名气，现在北京议论说：辽宁、四川、安徽，是改革的三大支柱。老百姓传说：“要吃粮找紫 阳，要吃米找万里。”

   万：噢！农村改革问题分歧大、争论多，只能一步一步走着瞧，不能过早下结论。

   杨：万里同志，您在安徽搞包产到户，中央知道不？

   万：小平同志知道。

   杨：光口头支持，没有书面文件根据，行吗？

   万：我可不像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什么都写成文字，白纸黑字整你就有根据了。不能全信书面。马克思的《资本论》距今100多年了，现在能全信吗？还得注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历史上凤阳出了个朱元璋，统一了半个中国。现在，凤阳搞的包干到户，将来也要传播到全中国，统一全中国。

   杨：万里同志，您这么说可别让人抓小辫子，乱上纲，认为有政治野心啊。

   万：我不怕，反正吃饱饭比饿肚子更社会主义，穿上衣服比光着屁股更社会主义，不要管那么多了。

   杨：万里同志，您真思想解放，您回北京管农业就好了。

   万：我过去是管工业的，回去还得管工业。

   杨：不管管什么，总得有饭吃。要想有饭吃，就得保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万：对。要想有饭吃，就得让农民种好地。

   杨：我们听说凤阳农村每人有5亩地，农民却终年饿饭，大批外流逃荒，公社宁肯让地荒着，也不准农民种。

   万：这是人民公社的政策，用各种名义占农民的地，不准农民种。乖乖隆地咚，“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不让农民种地。哪个朝代也没有不准农民种地的。

    ……（略）

   万：大家都说中国农民太好了，宁肯饿死也不去抢国家的粮仓。其实，农民好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可不要官逼民反啊！

   杨：是。农民越听党的话，越应当保护农民才是。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