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多少东西讲，既然要讲，就谈谈我对山东当前工作的四条希望。
第一条，希望你们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更多的同志认识和掌握住我们国家的基本形势，从而提高对我们伟大事业的光明前途的坚强信心。我们粉碎“四人帮”到现在已经四年半了，看起来时间不短，但是仔细算起来也不很长。因为林彪、“四人帮”乱了十年，破坏了我们十年嘛，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我们对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国家的破坏认识不足，因此对拨乱反正的工作领导得不够有力。即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这个问题会有详细的阐述。我们真正的拨乱反正，全面的、认真的、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所以中央政治局认为，我们历史的转折点是三中全会才开始的。粉碎“四人帮”是伟大的胜利，本来可以开始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头两年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认识不足，不同程度地耽误了两年。所以从三中全会算起到现在才两年半。我们全面的、认真的、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才两年半。我们的拨乱反正在许多方面已经生效了，但是因为还只有两年半的时间，所以还不可能全部生效，已经生效的、生效最快的还是我们的农业。农业还是走在前头。真正从路线上解决问题，还是三中全会。所以三中全会是我们中国革命又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因为我们有些事情已经开始生效，所以我们党的威望有所好转。前天在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我问地委书记：你们对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呀？有好几个地委书记说：“现在很顺劲。”这句话，我觉得至少代表了相当多的党委的这么一种心情，就是现在对中央的领导觉得很顺劲。所以我们党的威信、中央的威信有好转，或者说有相当大的好转。但是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没有全面见效，有些见效还不明显，所以党的威望还没有根本的好转。因为党的政策开始见效，党的威望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许多党员、许多群众，越来越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信心越来越高。但是因为党的政策还没有全部生效，或者生效还不明显，所以还有不少的人信心不足，或者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信心不足。如果问中国的社会，中国这个国家，或者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局势的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看就是上面这个情况，已经开始了伟大的转折，但是这个转折还不稳固。中国的党、中国的人民已经朝气蓬勃地重新开始前进了，但是起步还相当艰难。打个比方，这次我登了泰山，可不可以说好比登泰山，已经爬上了中天门，还没有到南天门，从中天门再到南天门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还有个十八盘，有三个十八盘：“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已经爬上了中天门啦，看得比较远啦，可是还没有到南天门，到南天门还有三个十八盘！好比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在正开始向十八盘前进，要登上那个十八盘，我估计还得三年到五年，能不能够争取三年，搞得好我们三年就可以登上南天门。登上南天门，那就基本上到顶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这里讲的那个“众山小”，就是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啦。现在最困难的还有十八盘，经过三、五年的努力，爬上十八盘，登上南天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呀，最困难的阶段就基本上过去了。当然可能还有新的困难。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的拨乱反正好比登泰山，已经爬上了中天门，但是千万不能麻痹，还要爬三个十八盘，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还要作艰苦的努力，但是只要我们鼓足干劲，一定能够登上南天门，这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们拨乱反正、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必须有务必登上泰山极顶这么一个坚强的决心。
第二条，希望山东的同志更好地研究山东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力求使山东的国民经济保持稳步的比较大的发展。前几天我同省委的同志算了一个账，山东的人口是七千三百万，工农业总产值是四百五十七亿元，人口大体上占全国十四分之一，总产值大体上也是占全国的十四分之一。山东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对数，在全国占第四位。山东这个地方，无论从资源、气候上说，从工作的基础上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山东应该走在前面一点。如果全国的二十九个省市分一、二、三等的话，或者讲个笑话，分“三个世界”的话，你们应该走到前面一些。研究山东的经济问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同志们比我清楚得多，我来这么几天，就是连基本的数据还没有掌握住。但是我觉得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点，必须抓住农业这一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农轻重为序，把农业摆在第一位。我觉得这是很英明的。我们说，搞农业第一要靠政策，第二要靠科学，这是赵紫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现在来看，怎样靠政策呢？因为这个政策还是比较抽象。从去年起我们提出要搞责任制，现在看政策的焦点就是要因地制宜地推行各种行之有效的责任制，这就是抓政策的关键所在。怎样靠科学呢？因为这个科学也还是比较抽象的。现在看，抓多种经营就是科学。抓多种经营为什么说是科学呢？因为这是农业上的科学经营嘛！当然，科学不只是科学经营，还要有科学技术，但是责任制和多种经营可以带动农业科学技术的前进。现在看，我们搞农业这一套，有了新的经验，行之有效的比较成熟的经验。所以我认为今年明年要狠狠地抓住责任制同多种经营的普及、落实和积累经验。农业上要重点抓住这两个环子。当然还有个环子我们也要解决，就是农村的体制问题，干部制度呀，政社分开呀，都属于体制问题。此外，还有个农田基本建设问题。但是我想农村体制和农田基本建设问题，还可以推后一两年再考虑，这两年重点抓责任制，抓多种经营，搞出名堂来，搞出道道来。我在泰安的时候，泰安地委书记高逢五同志谈到自留地问题，他说社员一亩自留地的收入至少五百元，有的七百元、八百元，甚至一千多元。我们在泰安算了一笔账，山东耕地大概一亿二千万亩，百分之十五的自留地，就是一千八百万亩，按每亩最低五百元算，就是九十亿元，你们现在农业的总产值是一百三十八亿。如果有百分之十五的自留地一落实下去，相当于现在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如果说全国是二十亿亩地，不过农业部的统计没有这么多，农业部的统计是十五亿亩，美国人不赞成我们这个说法，他说你们是十八亿到二十二亿亩。我说两头都不算，取中间二十亿亩，百分之十五就是三亿，每亩收入五百元，就是一千五百亿元；每亩收入四百元，就是一千二百亿元；每亩收入按三百元算，也是九百亿元，等于现在全国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所以可以把自留地搞到百分之十二到十五，这一点，紫阳同志、万里同志是比较坚决的，听说你们这里有些同志也是比较坚决的，而且准备今年下半年农忙之后就做这个事情。我赞成这个事情。现在看来，不管是责任制，不管是多种经营，我觉得农业的潜力大得很。\
第二点，要狠抓消费品生产来促进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工业要抓住这一环。前年我们制定了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去年中央工作会议又反复强调八字方针要以调整为中心。工业调整，关停并转，怎么搞啊？经过这一年的实践，除了必须下马的坚决下马以外，现在看许多中小企业主要是并转，转到生产人民急需的消费品上面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前天看到国家统计局的公报，社会零售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七九年增长了三百四十亿元，另外人民的储蓄是四百五十亿元，这个购买力的潜力多大呀！现在我们的消费品生产，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所以今年二月份我就同紫阳同志、万里同志、姚依林同志说，从一九八一年起，每年要递增三百亿元的消费品生产，搞不了三百个亿，也要搞二百五十个亿。到了山东来，我同苏毅然同志、同几个同志商量，我说山东能不能从今年开始，每年递增二十亿元消费品的生产，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增产不了二十亿，或者搞到十八亿、十六亿或十五亿，你们现在的工农业总产值是四百五十七亿元，每年增个二十亿，到一九九○年才有六百五十七亿元。除了消费品生产以外，中央还会有点对大家伙的投资，比如说淄博的乙烯，兖州到石臼所的铁路、煤炭，你只靠消费品增长的那两百个亿还不够。如果山东要在本世纪末搞到每人平均一千美元的收入，你总要工农业总产值到一千二百亿，你每年增加二十亿元的消费品生产，二十年才四百个亿，单独这一项不够，但是我觉得这一项，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带头的东西。人民究竟要什么消费品，这个就需要我们的省委、特别是经济部门来一点科学预测。预测分三种：第一种是现在急需什么；第二种是一个较长时间里面可以稳定需要什么；第三种是随着生产的不断增长，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十五年以后，会有什么新的需要。今天午睡我就想这个问题，十五年以后，山东的沿海，比如说胶东有些地方农民的住宅要不要抽水马桶和洗澡盆啊？十五年之内要这些东西可能是不现实的 ，欧洲和美国，农村里面有抽水马桶、洗澡盆啊，我们没有，现在我们也不要，现在如果搞这些东西，我们要犯大错误。但十五年以后要不要呢？这个一定要有科学的研究。十五年以后，农民每年平均收入七百元、八百元，他拿了干什么？他总不能拿去搞赌博吧。去年年初我们就没有想到青年人提那个收录两用机，原想收录两用机大概是五年之后的事情，嘿，一九八○年就有了。当时也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用洗衣机，我们脑子里想的洗衣机大概是十年之后的事，搞洗衣机干什么？现在每个地方都在搞洗衣机了。所以农民的收入增加，可能要破除一下我们的估计不足。对人民的生活需要，我们要不断研究。现在急需的，比较长时期需要的，还有什么新的需要，这些都要反复地搞科学预测。要把消费品生产搞上去，现在来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原材料不足。原材料，一方面要靠农民的多种经营，第二是靠我们的大工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加以分配，第三像山东这么个沿海地区，我们还要尽量从资本主义国家搞点来料加工，购买一点原料，以进养出，供应自己。紧紧抓住满足人民对消费品的需要，抓住这一环，来推动工业的调整，工业的改革。工业的全部，我想不出来，我觉得至少要狠狠地抓住这一环，不是唯一的一环，是重要的一环。
第三点，要很好地研究山东的能源和交通问题。山东的能源、交通，关键在哪里？能源是全国性都不够的。中国这个地方是很大的，情况不同，南方有些省，水的能源很好，全国有二亿的水电资源，云南就占了一个亿，贵州一千七百万，广西一千三百万。这次我到浙江去，他们的水电资源有五百万，现在开发了不到一百五十万。你们这里水电资源很少，顶多一、二十万。另外还有个风力资源、潮汐资源，还有太阳能源。可是潮汐资源投资大得很，技术也不过关。你们这里有煤炭。除了石油之外，石油要统一分配的。煤，已经探明的可开采的是一百二十亿吨，现在一年才开采四千万吨，一年开采一亿吨，还可以开采一百二十年。因此我想，如果把能源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农民腾出来的东西，比如说麦秸、花生秸、玉米秸哪，就有四种用处：一是工业原料，二是饲料，三是肥料，四是燃料。如果把这些东西腾出来，把农村的秸秆让农民来作肥料、作工业原料、作饲料，农民的多种经营才搞得起来，还可以腾出劳力来。这是门大学问。三十多年来，我们中国的农村“四料”争秸秆，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算一下，山东如果把沼气搞起来，一户一个，也得十个亿。搞沼气我不反对，利用太阳能我也不反对，究竟怎么搞要算算账，能源究竟走哪条路子？不管怎么样，你要把工业搞上去，就得搞电。如果不搞电，你要发展各种经营，你要改善人民生活，要看电视，就不可能，所以能源的前途问题要考虑。
交通，要国家投资修建新的铁路，恐怕大体上一、二十年之内是不会有多少的。山东的公路相当好。沿海地区同南方的水运问题，这个潜力是很大的。山东的水运不但要出国，我的意思要走三种口岸：第一是出国；第二是中国沿海的城市，北到大连，西南到广西的北海；第三是内陆河运。不但要搞大码头，再过若干年，有些小码头也要搞。我们中国一个省就是一个国家，毛主席过去讲过，中国是个联合国。所以解决能源、交通问题，要靠中央五年之内、十年之内投多少资，恐怕困难。开发能源，开发交通，要考虑怎么依靠群众，挖掘内部的潜力。
第三条，希望把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当作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情来抓。社会主义要有两个文明，一个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叫物质文明；第二个要有高度的思想境界、道德风尚，这是精神文明。社会主义要建设两大文明，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都记载了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这个话，斯大林说得不多，毛主席也说过这个话。毛主席在开国的那一年说过，随着经济高潮的到来，必然要有个文化高潮的到来。毛主席讲的这个文化，它的含义就是精神文明，不单是科学文化教育问题。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搞两个文明，最早是在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提出的，去年五中全会加以肯定，今年我们在实际工作上作了部署，今年才开展起来。这是我们进入一九八一年以来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间还不久，但是国内国际的反映都是非常好的，外国有评论。今天济南市召开了一个青年人学雷锋、树新风和“五讲”、“四美”的表彰大会，表扬了两百人。李子超同志告诉我，学雷锋、树新风，许多老年人很满意，说这下子抓对了，反映是很好的。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有深远的意义。要提醒我们各级党委的同志，搞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同搞经济工作，从根本上来讲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相促进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精神面貌和境界的不断发展、不断提高。反过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巩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局面的稳定。这个问题，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要告诉各级党委的同志，抓物质生产同抓精神文明，两者从根本上来讲不是矛盾的，是互相促进的。
精神文明怎么抓法？中央书记处准备今年秋天再讨论一次。现在我们抓学雷锋、树新风，抓“五讲”、“四美”，起了好作用，是对头的。经过几个月之后，是不是还有新的经验，那个时候中央再考虑。抓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从步骤上，我主张在一个时期以内重点先放在城市。前几天我同省委有些同志谈到，我说抓生产先抓农业生产，抓农业生产促进其他生产的发展；抓精神文明先从城市里面搞，以城市带农村。所以我希望你们四个市――济南、青岛、淄博、枣庄，再加上烟台、潍坊、泰安、曲阜，这几个大城市和游览区，狠狠地干一下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的城市工作，有些城市的工作是搞得好的，是不是也有某些城市里面，究竟抓什么，是不是有点方向不很明确，是不是劲头有点不足，是不是有点畏难情绪。有的同志要我看看你们济南的几个泉，趵突泉、黑虎泉、金线泉，我说我不去。从前济南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现在趵突泉没有水了。这个当然不是现在市委同志的责任，由来已久啦。什么时候趵突泉再恢复，一年能不能恢复？一年恢复不了，两年；两年恢复不了，三年，三年差不多了吧？
我还特别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五讲”、“四美”的重点放在哪里？我的意思要先从清洁卫生搞起。抓清洁卫生，开始我是在杭州提出来的。为什么从清洁卫生工作抓起呢？因为这是最易看得见的东西，能够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又不花很多的钱。也是最能扭转的。我们的领导工作有方法问题，往往有些工作，你从最难的地方下手，这一关突破了，其它的也就快了。不是叫势如破竹嘛，你使劲把竹子头一节破了，精神文明也就势如破竹了。为了使这个工作开展起来，我还提了个具体建议，就是每个城市、游览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两条决议：第一条，城市里的机关、团体、部队、工厂、学校、居民等，男女老幼，从市委书记起，每月每人搞一天义务劳动，叫清洁卫生日。一年十二天，到了那一天，除了躺在床上起不来的以外，倾巢出动，干部带头，打扫卫生，清扫厕所，种草、种树、种花，分区负责，建立责任制。第二条，凡有工资收入的人，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公共卫生费。钱是小事，主要是使人们养成关心集体、尊重公德、爱护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我提这么两条措施，今年先从几个城市和游览区开始，县城可慢一步，明年再搞。这要下个狠心，说干就干，说到做到，风雨无阻，来个势如破竹。今年抓一年，明年再抓一年，面貌就不同啦，精神就不同啦。请你们研究一下，浙江他们是赞成这个办法的。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作一个战略任务来抓，从清洁卫生上突破。
第四条，希望你们把党的领导搞得更团结、更坚强。我们的一切工作，特别是克服困难，都决定于党的领导。邓副主席特别提到要坚持党的领导，要改善党的领导。为使我们山东的党，首先是我们各级党委搞得更团结、更坚强，我建议在山东工作的同志，都要更好地了解山东党的历史。我对山东党的历史没有系统的研究，我总觉得山东的党，总的来说是有光荣历史的，是有许多特点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执行，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坚决的。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正确路线之下比较坚决，在错误路线之下也是执行了的。正是因为这样，山东历史上反复比较多，遗留问题比较多。正是因为反复比较多，遗留问题比较多，所以我们解决问题时，必须持谨慎的态度、历史分析的态度，采取慎重的方针。这几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省委解决了历史上的许多遗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问到王金山同志，我请金山同志把山东的情况同河北的情况作了对比。金山同志讲了个公道话，他觉得山东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总的说是比河北更好一些。我觉得他的意见是对的。当然也可能还有某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我希望省委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进一步加以解决，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要继续大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方面，应该说山东的党在这几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得到了很大的恢复。但是，我们说总的恢复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地发扬光大。我们讲的优良传统作风，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叫作三大作风。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这就需要我们山东党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央的方针、路线、政策，研究山东自己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二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要使我们的广大干部，党员都有很好的群众观念，善于走群众路线，各级党委都善于发扬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特别要求我们的省委做得更好一些。三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讲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恢复和发扬这个作风，是为了及时地发现问题，防止工作的偏差；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同志，而不是为了打倒哪一个人。多少年来，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搞得不好，往往是打倒那个人。现在看，动不动就把哪个人打倒，不好，效果不好。我们提倡三大作风，目的是把党的生活搞得更加正常。只要我们各级党委把党的生活搞得更加正常，我相信一切重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第三点，在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希望山东的干部团结起来，把工作搞得更好。这几天我找了四批同志谈了话，我觉得谈话的同志都谈得很直率，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最后一批是五位老同志，其中一位是在山东工作了四十年的王众音同志。这个名字也好，众人的声音。王众音同志不是山东人，是四川内江人，在山东工作四十年，抗战前还在日本留过学，很早就当过地委书记，长时间搞宣传工作。他们五位同志最后都向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请耀邦同志放心，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把工作搞好。”我听了这个话感到很放心，也很高兴。我们山东省有近百万干部，也可能有某些同志的历史结论作得不够恰当，或者是工作分配得不够恰当，但都应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努力工作，把这个摆在第一位，这才站得住脚，才是好同志，才是好样的。个人的结论多几句话，过一点头，这个不要紧嘛。反过来说，一切按照中央的路线努力工作的同志，并且做出了成绩的同志，即使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我觉得都是应当信任的，都是应该支持的。我说了两个方面：一方面，自己觉得历史结论不够恰当，或者工作分配不够恰当，即使有这个情况，他还是应以工作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这才是好样的。另一方面，反过来说，一切努力工作并且取得了成绩的同志，即使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我认为都应该加以信任，加以支持。这才叫做团结起来向前看，否则的话，怎么叫团结起来向前看呢！团结起来向前看，我们要加以落实嘛。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就是按照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起来向前看的表现，或者是标志。我说山东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久经考验的。王众音等五位同志讲的这个话：在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下面，“团结起来，把工作搞好”。我对这一点充满着信心。那天谈话的还有张晔同志、徐雷健同志、张敬焘同志、王哲同志。我借他们五位同志的话，希望全省近百万干部，在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下面，团结起来，把工作搞得更好。
*此文是胡耀邦在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刊载时由丁龙嘉略作加工。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